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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集历史纪录片《永远的长征》10月22日在央视一套播出

        1022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日子里,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前锋视线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拍摄的八集历史纪录片《永远的长征》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CCTV12238分与广大观众见面。至25日,每天在该时段连播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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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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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革命走向胜利的遵义会议发布时间:2017-07-31    来源:

引领革命走向胜利的遵义会议
 
1935年新春伊始,红军突破乌江,奇袭娄山关,四渡赤水,三进三出遵义城,神出鬼没,玩敌于股掌之上。对此,红军总司令朱德曾写诗赞道:“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长征局势的胜利逆转是因为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历史性的会议——遵义会议。
 
                   一、倾谈
1934年10月,因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其时,毛泽东经受了几个月疟疾的折磨,身体非常虚弱。因此,过了于都河,他不得不坐上了担架。凑巧的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遭敌机轰炸,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长征一开始,他就坐在了担架上。张闻天身体没什么毛病,时而骑马,时而步行。因受毛泽东的邀请,张同毛和王住在一起。而担架变成了讨论政治的舞台,这些谈话就在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之间进行。
王稼祥在整个长征途中都由担架抬着。长征初期,他与毛泽东形影不离,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互相之间越来越了解。他们一路相谈,路宽时一左一右谈,路窄时一前一后谈,走上大路,就两副担架并列前进躺着谈。他们认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苏区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特别是导致广昌保卫战惨败的经验教训。王稼祥不无忧虑地对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毛泽东针对现实情况,谈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了王稼祥同志很大的启示,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的决心。
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附近某处橘园。此时的张闻天因身体不好也坐上了担架。橘园里,他和王稼祥头挨头躺在一起。王稼祥问张闻天:“也不知道这次转移,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叹了口气:“唉,没有个目标,但是这个仗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接着,他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吧。”张闻天这两句话,正好说到了王稼祥的心坎里。
在三人倾心交谈、对革命道路不断认知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于长征途中又召开了通道、黎平、猴场三次重要的会议。在张、王二人的支持下,与会大多数同志没有采纳李德、博古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是同意毛泽东的主张,逐步确立了进军遵义,继而建立川黔边新苏区的战略意图。
 
                     二、破晓将至
1935年1月,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占领了遵义。古城遵义是黔北的首府,贵州第二大名城。唐贞观十六年(642年)改播州所辖罗蒙县为遵义县,此遵义得名之始。这里既有新城,又有老城。老城与新城夹湘江而建,城墙高耸,雉堞相望。1928年,川黔公路穿新城而过。红军到遵义时,古城风貌犹存。
在短暂的休整之后,1月15日晚,遵义会议在原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府第举行。这幢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建于20世纪30年代,是当时遵义城里首屈一指的宏伟建筑。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其他人员还有:李德、伍修权(翻译)。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三、反报告
担架上频频召开的“碰头会”,让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逐渐组成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中央队三人团”。会前,三人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
会上,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将红军的失利归结为敌强我弱,过多地强调了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主、副报告作完之后便是大会发言。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作的辩护,张闻天首先站起来批判。他手执“提纲”,侃侃而谈,矛头直指李德、博古。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了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本质。其发言被视为博古报告的“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四、质证
张闻天作“反报告”的话音刚落,毛泽东便一反常态,站起来说:“我来说几句。”他点名批评了博古、李德,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优势:“路是要用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军事方针问题,而你们根本不顾这样明白的现实。假如一个指挥员不了解实际地形和地理情况,只知道根据地图部署阵地和决定进攻时间,他肯定要打败仗。”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前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都面临数倍于己的敌人,却都取得了作战的胜利。唯独第五次反“围剿”落得惨败的结果,这归根到底是军事策略和指挥的问题,是李德和博古忽视红军运动战的优良传统,脱离红军实际情况所造成的恶果。
毛泽东的论述鞭辟入里,一下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共鸣。两条泾渭分明的军事路线激烈地撞击着,冲击着每一个与会同志的思想。如此一来,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一场严肃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就完全摆到桌面上来了。
 
                五、关键一票
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同时,他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原因“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正是王稼祥这“一票”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六、唇枪舌剑
素来谦逊稳重、宽厚慈祥的朱德,这次也声色俱厉地追究起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他大声质问李德:“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同时,他还严肃地指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在发言中也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他严肃地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凯丰会前就忙着四处活动,拉拢人心。他曾找到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三番五次地劝他支持博古,但遭到拒绝。在会上,他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打仗的方法一点都不高明,你就是照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的。”毛泽东反驳道:“打仗之事,敌我形势那么紧张,怎能照书本去打!我并不反对理论,它非有不可,要把马列主义当作行动指南,决不能变成‘书本子主义’!”
李德远远地坐在门旁,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其他人在说什么。他一边听一边不停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他也一度为自己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还想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但此时,他已经理不直、气不壮了,只能硬着头皮听着大家对他的批判。
那些来自作战一线的指挥员们,出于对错误路线危害的切肤之感,个个言辞激烈,会场出现一片要求取消李德、博古在红军指挥权的呼声。之后,李富春、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也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赞成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正确建议,主张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由毛泽东出来指挥。
 
                      七、曙光
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每天都是开到半夜才休息。最后,会议作出下列重要决定:
1.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
3.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同志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对认识尚不一致的政治问题留待以后解决。这样做适合当时多数同志的认识水平,既保证了最主要问题的解决,又维护了党内的团结。毛泽东这种对党内斗争的正确态度和处理方法,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的会议。自此,中国革命开始摆脱不了解中国实情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而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会议纠正了过去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局面,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从此开始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和政策贯彻执行。因此,这次会议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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